这世上的事，就跟这天津卫的天气一样，说变就变。

前脚你还当自个是个人物，在牌桌上叱咤风云。

后脚人家直接就把桌子给掀了，你连个上桌的资格都没了。

一九四一年，十二月九日。

陈墨出院了。

圣路易医院门口，汪时那辆黑色的福特轿车，跟奔丧似的，早早地就等在了那里。

八字胡的管家躬着身子，替他拉开车门，脸上那褶子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
“顾少爷，您可算是大安了！老爷在家里，都念叨您好几天了！”

陈墨理了理自己那身崭新的驼色大衣的领子，没搭理他。

他只是抬头，看了一眼医院门口那根旗杆。

旗杆上那面法国三色旗，已经不见了。

取代的是一面更大、刺眼的膏药旗，正在寒风里有气无力地，耷拉着。

“啧，”陈墨从口袋里掏出那盒“三五”牌香烟，给自己点上一根，对着那面新旗不轻不重地，吐了个烟圈，“这城里，终于是立下新东家了啊。”

管家的脸上，闪过一丝尴尬。

“顾少爷，慎言，慎言。”

陈墨笑了笑，没再说话，弯腰坐进了车里。

车开得很稳，但外面的世界却早已不稳了。

曾经在租界里耀武扬威的英国兵、美国大兵，都不见了。

那些平日里，只对中国人龇牙的洋行大班们，此刻也一个个都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，蔫头耷脑地被日本人押上了开往未知命运的卡车。

陈墨觉得树倒猢狲散。

可能说的就是这么个光景。

车回到了汪时在天津的官邸。

这个官邸的豪华程度不输北平那个。

汪时并不在天津，据老管说，一大早就被新成立的“日华联合经济委员会”的日本人，给请回北平“开会”了。

陈墨也乐得清静，跟老管家说了几句话，便告辞回到自己院子。

第一件事就是舒舒服服地，泡了个热水澡，把身上那股子消毒水和倒霉的味道，都给冲了个干干净净。

然后换上一身宽松的丝绸睡袍，给自己泡上了一壶上好的君山银针。

又让下人去街口的“耳朵眼”，买了几斤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炸糕。

他就像一个大病初愈后，只想好好犒劳犒劳自己真正的少爷。

悠闲而又懒散。

仿佛三天前，那个在码头的枪林弹雨和冲天火光中九死一生的，不是他一样。

陈墨拿起一份当天的《庸报》。

报纸的头版，用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血红色的标题，刊登着一份来自重庆的公告。

是《国民政府对日、